书法的“正”与“奇”，出入规矩为正，能自驰骋为奇
在书论中，将“正”和“奇”作为一对范畴提出来的，是项穆的《书法雅言 正奇》，指出“奇即连于正之内，正即列于奇之中。”从这里看，“正”和“奇”两个概念，进入书法领域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但并不是毫无根据。“奇”与“正”作为对立统一的范畴，可以归纳出书法艺术中的某些判断和界定，书法艺术欣赏往往带有模糊性、抽象性和虚拟性，不是很数量化、数字化和科学化的，品论和欣赏书法，借用此道合乎情理。
第一、从法度上来说，出入规矩为正，能自驰骋为奇
古人对于凡符合统治阶级规范、符合道德伦理要求的作品，都以正统冠名，正如《十三经》为“正经”，科举出身为“正途”，读书博取功名为“正道”，而类如蒲松龄之类则为“离经叛道”。书法中，王羲之、颜真卿和赵孟頫为正，而民间书法，残纸帛书瓦当，乃至金农、郑板桥等为奇。刘勰提出“宗经征圣”，凡是符合传统儒释道思想的为“正”，其余则为“奇”，苏东坡所提“胸中绝无尘俗气，下笔不作寻常语，不步人脚后跟。”倡导的就是“能自驰骋，不落蹊径”的艺术。由此而言，“正”是从法度上是有章可寻的，而“奇”则是不守故常。
第二、从风格上来说，雅润端直为正，出人意料则为奇
雅，即是正，“雅言”，即为规范之类，但凡就风格“正”而言，即是“常规、本色、雅俗共赏”一类，而“奇”则是“出乎意料、与众不同”的概括。王羲之的“不激不励，风规自远”和颜书端庄雄强虽属不同风格意象，但都属正统无疑。“奇”是出乎意料，不类他人，直抒胸臆，体现真实的自我，如八大山人和弘一的书法。“奇”来源一般有二，一是由书家个人的性格和才情所致，二是同社会环境有关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奇不可刻意而为，否则无疑会落入形式的泥潭中难以自拔，达不到实现风格“奇”趣的目的，并且取法“正”，并不一定风格就“正”、如徐渭虽习二王，但风格狂诞，无疑是奇崛放浪的。
第三、从形式上来说，循体成势为正，穿凿取新为奇
“循体成势”和“穿凿取新”二词出自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。书法艺术的外观形式，包括墨色、字形等各种外在因素，内在形式，即是字迹中所蕴含着和透露出的书家的才华和气质。书法虽没有现实和浪漫之分，书家情感却有两者之分，“正与奇”是二者的分水岭，反映在作品形式上，便有法帖和手札之分。法帖一般是应景之作，需要流传铭世，歌功颂德，即便是书法大家，也会心有挂碍，注重法度、风格上的正统，从创作心理上来讲，顾及了别人的感受和评价，在正统法书里，看不出创作者的心理变化感受；而手札则不然，多为书家个人心态的自然流露，看历代书家的手札则奇趣乃生，即便如颜真卿、徐生翁之辈，亦有殊异之面目。
了解把握“正”与“奇”这对书法美学的重要范畴，需注意以下几点：
其一，任何美学范畴，如风神、骨气和意气等，虽涉及风格，和性情相关，却不达政治，唯有正与奇较为深刻地涉及到，实质上是儒道两家思想分别影响的结果。
其二，真正一流的高明书家，是主张形式的新颖，取法的正途和风格的奇特联系在一起的，提倡奇正相生，正与奇辩证统一，而不执其一端，将二者结合起来，盲目地去寻求“苟异者”，只能归入荒诞作品之类。怪异的作品，尽管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但在书史中只是一个点，不会形成流派。
其三，正与奇的创造有一定的要求。正通常指初入门径，奇则是寻探幽微，但机械刻板的恶道不为正，而离奇古怪也不为奇。如果仅仅只有形式上的造奇，而无奇势、奇情、奇气和奇境随意而生，则不过是猎奇图怪而已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提出“夫通衢夷坦，而多行捷径者，趋近故也；正文明白，而常务反言者，适俗故也。然密令以意新得巧，苟异者以失体成怪”，强调认为，文章只有“因情立体，即体成势”，才能“如机发矢直，涧曲湍回”而失“自然之趣”，只会“逐奇而失正”。大凡文艺，总有相通之处，书法最重要的是性情有参与，通过个人的修养、才情来提领。只有充分了解哲学传统和文化心理，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了这对美学范畴，揭示其中要旨，才会获益良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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